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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同康德的物自体与现象界、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之间的绝对对立，适成鲜明的对照。

性情统一，是荀子与孟子都认可的前提，但由此得出了相反的结论。另外，张载还提出心统性情[50]的命题，虽没有展开具体论述，但对后来的理学思想发展有重要意义。

当然，孟子所说的理义之理，与宋明理学所说的生理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。[27]《语录三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3。王畿这样讲，是对至善或无善无恶的形上的、超越的意义的削弱，因为作为心之发动处的意之善与本体之善并没有什么区别。人之有性有情，犹天之有阴有阳，情虽为恶，但不可无。朱熹说：以性而言，则才与情非有不善也，特气质之禀不齐，是以才有所拘，情有所殉，而不能一于义理也。

上面我们提到，性即理是从源头上说性善，那么，性体情用则是落实在现实人性中说性善。这两种说法都是在说明善的潜在性。比如政事，固然是冉有、子路的特长，但别的学生同样可以胜任。

君子是有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的，能关心社会的普遍问题，并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影响社会。因此，孔子所说的思，基本上也是有关人生道理的智慧之思，不是单纯的对象思维。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宰我，栽什么树。但是，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已不能详举这些弟子的姓名了。

[56] 社是代表国家的土地神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孔子门下学习的人，越来越多，以至弟子三千。

祭祀用的社坛，要栽上树。[14] 即不是器皿一样的工具。越是不断求知，越知道自己无知。这样，知识就不是零散的，而是系统的。

内容不离形式，但不能停留于形式，而要深入本质。[71] 比如子张和子夏，就是弟子中的两个代表，子张志气高远，但往往过之。【提要】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教师和伟大的教育家。孔子把品德教育始终放在教育内容的中心地位，是为了培养出能够担当各种任务的品德高尚的健全人才。

孔子崇尚古代圣人之言、圣人之治，实际上是对圣人作出自己的解释，以表达他的社会政治理想，并对现实政治进行评判。从文上说，是指文献，即经礼。

因为孔子的教育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文主义教育，他所谓知，基本上是有关人的学问。这二者又是互为条件、互为因果的。

所谓为人，则是为了标榜自己，给别人看。文革是全盘否定知识，现在的某些人也不是真正尊重知识，他们都是为了各自的目的，装扮自己。《礼记》是对礼仪、制度的一些理论发挥。只有经过思，才能将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，变成系统的理论知识。公西华曰：由也问：‘闻斯行诸？子曰：‘有父兄在。在如之何之中便有为什么的问题。

过去在文革中，就批判过孔子的读书做官论，如今又不再忌讳读书做官了，不仅不忌讳，有人为了做官，甚至造假文凭，出钱买文凭。[20] 孔子认为，对于从政的问题，能仕则仕，不能仕则用别的方式影响社会及政治，不一定非要从政为官。

因此，孔子对《乐》是非常重视的。我们这里提出个性化教育而不用因材施教，是为了突出孔子对个性的尊重，同时说明，个性化教育不只是现代教育所特有的。

在孔子看来，从政是一个重要途径，但并不是唯一的，更不是为了做官而读书，即不是将读书视为跳板，作为手段，去达到做官的目的。四教中的忠与信，是指品德教育。

二是种类、群类，包括贫富、贵贱、社会地位的差别。至于就有道而正，则是向有道之人学习，改正自己的缺点与不足。文指文化知识，主要指各种文献知识，也包括各种艺。狂者过之，狷者有所不及，但是和乡愿有本质区别。

子夏曰：‘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这也体现出个性化的教育特征。

[58] 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是不要在口头上夸夸其谈，而要在行动上把事情做好，这就是好学。一个人如果不能提出如之何，如之何的问题，对于这样的人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办了。

君子是有更高的追求和更重要的使命的。又有人喜欢思考，却忽略了踏踏实实的学习。

孔子教育学生，不是千篇一律的，他能根据学生的不同性格，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。四科是后人总结出来的说法，表示孔子的学生，按其不同特长或专长而分成四类，有点像今日大学里的系科。这里的乐，主要不是指音乐本身，而是借音乐的功能以说明人生的乐趣。（一）无知与有知 孔子是博学多识的大教育家，学生从四面八方而来，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向他求教，但他却从不以权威自居。

这不仅是因为在当时并没有专业设置。亲眼所见而得的知识，虽是次一等的，但也是知识。

孔子的教育，是要培养出一批具有真才实学、道德高尚的人，不是造就一些名利之徒。孔子曾多次对学生谈到这个问题，就是为了说明，知识来源于学习，而不是什么天才，而学习是人人能够做到的，因此不能丧失信心。

实际上，这两层含义是有内在联系的，前者是后者的指导原则，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应用。有趣的是，在近代以来的大学中，确实有语言、文学、政事（即政治）、德行（即伦理）这样的系科设置。